元1606年9月18日，张献忠出生于陕西定边县。
四天后的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，一个男娃呱呱落地。这个男孩就是李自成。
天启末年，陕西全境爆发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。
天灾导致禾苗枯焦，饿殍遍野。农民无法生活下去，只有铤而走险。
最初，有府谷的王嘉胤、王自用暴动，他们占领了黄龙山。
接着，宜川王左挂、安塞高迎祥、洛川张存孟、延川王和尚等响应，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。
不久，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，参加了高迎祥的队伍。
据《绥寇纪略》记载，张献忠本是延安府的捕快，后因一些原因，弄丢了工作，被送到延绥镇当兵。
展开剩余95%可他当兵也不安分，屡犯军法，差点小命不保。
得亏副总兵陈洪范见其状貌奇异，向总兵王威求情，这才捡回一命。
但张献忠也因此丢了饭碗，从此流落乡间。
1630年，张献忠家乡拉起一支队伍，响应王嘉胤、王自用的暴动。
由于当过兵，有一定军事基础。加之小时读过书，有一定智谋，张献忠很快就脱颖而出，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，最强劲的一个营。
从此，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四川等地，屡立战功。他的部队也不断壮大，由几千人发展到数万之众。
1633年，王嘉胤和王自用陆续战死后，张献忠又成为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。
第二年，张献忠率部攻陷夔州，试图入川。
这时候，巾帼英雄秦良玉站了出来，打得张献忠退走湖广。
1635年，崇祯派洪承畴出陕西，朱大典出山东，两面夹攻起义军。
鉴于形势危急，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军事会议，决定分兵出击，冲出河南，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。
按照计划，张献忠率部东进，攻打明朝中都凤阳。
这一次，张献忠没有碰到对手，获得巨大胜利，不到半天就全歼了凤阳的两万守军。
攻陷凤阳后，张献忠一面将战利品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，笼络人心。一面派人火烧明皇陵，掘了朱元璋的祖坟。同时还将凤阳富户杀得一干二净。
得知消息，崇祯大怒，调遣重兵追杀张献忠。
张献忠知道硬拼不得，便忽东忽西，转战各省，让官军顾头不顾尾，取得反围剿的成功，部队发展至十万余人。
随后，张献忠回到关中，先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。接着直插河南。
屡次围剿皆不利，让明廷认识到：农民军流动作战，全面进剿，势难成功。遂改用分区负责，重点进攻的方针。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，专治中原；洪承畴专治西北，各自负责，相互协同。
明廷调整策略，农民军立时遭到痛击。
1636年，高迎祥兵败被杀后，农民军联盟解体，各路人马缺乏合作，陷入各自为战的窘境。
此后的两年，洪承畴、孙传庭击溃李自成。迫使李自成率十八骑逃入商洛山中，隐姓埋名。
张献忠也被痛揍，被迫接受兵部尚书熊文灿的“招抚”，投降明朝。
不过降明期间，张献忠拒绝改编所部，保持了一定独立性。因此他也得以养精蓄锐，伺机东山再起。
正当明末农民起义陷入低潮之际，清军绕开了关宁防线，频频入关劫掠。
清军入局，迫使崇祯不得不抽调中原精锐，巩固北方防线。
趁此机会，张献忠在谷城再次反叛明廷。李自成则从商洛山杀出，部队迅速发展至数万人。
得知张献忠、李自成死灰复燃，熊文灿命令左良玉、罗岱率部追剿。
张献忠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设伏，大败左良玉，活捉罗岱。
消息传到京城，崇祯撤了熊文灿的职，改派大学士、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，再次对农民军展开大规模围剿。
杨嗣昌一到襄阳，就抛出他策划的“四正”、“六隅”、“十面张网”战略。
起初，张献忠不了解情况，接连失利，非常被动。
后来，他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，说服罗汝才，两军联合，以“以走制敌”、“避实击虚”、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。
杨嗣昌的“四正六隅”战略
同时，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，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，四处探听消息。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农民军，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。
因此，张献忠总能及时掌握敌情，打官军一个措手不及。然后迅速转移，让官军始终逮不着他。
但老司机也有“阴沟里翻船”的时候。
1640年初，张献忠在枸坪关（今陕西岚皋县西南）遭到左良玉痛击，被迫转入四川。
在入川的途中，张献忠又遭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，伤亡惨重。
随后，张献忠再次遭到湖广、四川和陕西三省军队的围剿，陷入困境。
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张献忠灵机一动，派人游说左良玉，说：左大帅你能有今日，都是因为打我张献忠的功劳。如果我死了，你觉得朝廷会怎么收拾你？
左良玉觉得言之有理，便网开一面。
张献忠趁机组织部队向四川挺进，打破了三面围剿。
此后，张献忠在四川转战数月，在开县黄陵城大败左良玉。
左良玉兵败，暂时无法围剿，张献忠随即挥师出川，攻克襄阳，俘获襄王朱翊铭。
朱翊铭见到张献忠，挺身大骂。
张献忠没生气，端起酒杯说道：“我恨杨嗣昌已久，但那老小子远在四川，如今只好先向大王借首级一用。”
说罢，张献忠将朱翊铭处死。
杨嗣昌得知朱翊铭遇害，惊惧不已，畏罪自杀。
而这也标志着“四正六隅”计划被完全粉碎。
杨嗣昌死后，崇祯令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，继续围剿义军。
在丁启睿的强势进攻下，张献忠接连吃败仗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张献忠决定投靠李自成。
但李自成想改编张献忠的部队，张献忠不愿意，两人彻底闹翻。再无合作。
不久，丁启睿携左良玉等部在中原重点围剿李自成。
张献忠见南方兵力相对空虚，便重整旗鼓，攻破安徽多地。
1643年，张献忠转战湖北，攻破武昌城，洗劫了楚王府，将楚王朱华奎沉江处死。
攻占武昌后，张献忠自称“大西王”，准备建立政权，开科取士，招揽人才。
但这时候，朝廷的命令下来了。
此前，左良玉向朱华奎要兵员、要粮饷无果。为稳定军心，左良玉纵兵劫掠武昌后，率部退守九江，观望自保。
崇祯对左良玉拥兵自重的行为很不满，勒令其收复武昌。
左良玉终究不敢明目张胆对抗朝廷，遂率军大败立足未稳的张献忠，收复汉阳。
这时，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。
李自成对张献忠占据武昌十分不满，便派人带书给他。
张献忠担心遭到夹击，只得放弃武昌，率部南下湖南。
湖南官军久疏战阵，张献忠轻松拿下岳阳、长沙等地。
席卷湖南的同时，张献忠领兵向江西进攻。但碰了钉子。
这时，左良玉夺回武昌，并分兵两路，一攻岳州，一攻江西袁州。
在与左良玉的拉锯战中，张献忠渐渐意识到建立稳定后方基地的重要性。
1644年正月，为了将来的发展，张献忠决定再次进军四川。并连克梁山、涪州等地。
秦良玉率兵来战。
然而风水轮流转，张献忠此时兵强马壮，秦良玉寡不敌众，终被击溃。
随后不久，张献忠攻占重庆。
几个月前，汉中镇总兵赵光远挟持瑞王朱常浩逃至重庆。
赵光远本以为来到重庆可以躲避战火，却不想羊入虎口。
攻下重庆后，张献忠将朱常浩、四川巡抚陈士奇、兵备副使陈纁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，一并处死。
同年七月，张献忠率部攻打成都。
就藩成都的蜀王朱至澍也是个守财奴。任凭官员如何乞求，就是一毛不拔。
结果，蜀王府积攒两百多年的财富，被张献忠笑纳。
1644年10月，张献忠在成都称帝，国号“大西”，改元“大顺”。
巧的是，李自成的国号就是“大顺”。也不知道张献忠是不是故意的。
张献忠这边，事业蒸蒸日上。
李自成那头，日子就不好过了。
1644年5月，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，成为清军的重点关照对象。
不到俩月，大顺军控制的山西、河南纷纷易主。
同年年底，清军攻打潼关，李自成派兵迎战，然屡战屡败。
这时候，怕是连傻子都看得出来——八旗兵的战力是独一档存在。南明和中原各路农民军要想获得一线生机，唯有联合起来，建立“统一战线”。
但就在这个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，南明、李自成和张献忠却都选择了错误路线。
崇祯死后，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拥护福王朱由崧继位，并祭出了愚蠢的联清灭顺政策。
李自成打不过清军，就派兵入川，想从张献忠身上找回损失。
张献忠流动作战十几年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块根据地，岂容他人插足？
于是，张献忠亲率大西军主力北上，赶跑了大顺军。
李自成入川失败，思来想去，决定保存实力，退守荆襄。
张献忠见李自成跑路了，没有急着返回成都，打算见机行事，北上夺取汉中。
但就在张献忠打小算盘时，他的后院起火了。
趁着张献忠北上之际，川东、川南、川西的原明朝官员，联合士绅、地主武装，对大西军发动反扑。
很快，立国还不到半年的大西政权，地盘就缩水了大半，只剩下了川西平原。
而导致大西军兵败如山倒的罪魁祸首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张献忠。
当初张献忠称帝，颁布了一条规定：严禁大西文武官员娶四川本地人为妻妾。
这个规定乍一看，没毛病。
大西军内部鱼龙混杂，素质一言难尽。此前没少滥杀无辜。
张献忠约束部众，可以让四川妇女免受祸害。
但如果设身处地的想想就能发现，这就是典型的头疼医头、脚痛医脚的决策。
因为大西军官兵不能与四川当地的士绅联姻、通婚，组成自己的小家庭。就不可能会有“保卫家园”的概念。
毕竟，大西军长年流窜作战，大家不会为了一块“无根之地”去拼命。
此外，张献忠做了皇帝，建立朝廷班子后，依旧执行仇视缙绅的政策。以致缙绅对他恨之入骨。
既然你不打算让我有好日子过，那我也不可能让你有好日子。
得知后院都快烧没了，张献忠火速回师。
之后几个月，大西军与各地缙绅武装激战，虽然互有胜负，但地盘却越打越小。
为什么互有胜负，地盘反而越打越小呢？
前面说了，大西军在四川无根，没有保家卫国的概念。大家都想着打不过就走呗。
之前十几年都是这样吗？
犯不着玩命。
所以，张献忠的地盘也就越打越小。
再把目光转向李自成。
李自成在放弃关中，退守襄阳后，也做出愚蠢决定——放弃荆襄四府，全员东下。与南明争夺江南。
放弃襄阳这块最后的根据地，或许李自成有他的理由。
因为南明的江北四镇，以及镇守武昌的左良玉部，合计约十几万可战之兵。
而李自成的麾下，此时尽是老弱残兵。
如果不带上驻守襄阳的七万大顺军，李自成没把握拿下江南。
可说一千道一万，将已经正规化的部队又重新“流寇化”，绝非明智之举。
这个道理很简单——倘若攻击江南不利，清军又从北面截断退路。到那时候，大顺军进不能进，退无可退，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
也正因如此，顺军将领大多反对李自成的决定。
但李自成不听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另一边，张献忠的日子同样不好过。
1645年8月，大西军仅能控制成都周边的几个州县。
眼看对手步步为营，张献忠心急如焚。
恰在此时，噩耗传来——清军占领南京，弘光政权垮台。
不久后，张献忠又收到一条噩耗——李自成死于九宫山。
南明、李自成接连完蛋，清军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张献忠。
思来想去，张献忠决定突围。
往哪突围呢？
起初，张献忠打算退保川南或川东。
但此时这两个方向都有大量南明武装力量，约十万兵马。
见难以突围，张献忠丧失理智，竟然下令屠戮成都周边州县。
屠杀目标不仅限于有钱的士绅，百姓若是有点钱，识字的，也在屠杀之列。
而张献忠的理由很可笑：老百姓不支持我，留着也没什么用。
得知张献忠竟连百姓也杀，在外作战的孙可望、李定国等人无不是扼腕叹息：父王糊涂啊！屠杀百姓，以致有王无民，我们以后何以为国！
由于张献忠的一错再错，大西政权在四川彻底失去了统治基础。
大西军上下也是人心惶惶，战意全无。
这里有个问题：为什么李自成、张献忠稍遇挫折就想着跑路？他们与朱元璋相比，到底差在哪？
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李、张二人的选择，与他们的出身有很大关系。
李自成、张献忠，以及高迎祥、罗汝才这帮人，都有一个普遍的共同点，那就是造反之前长期接触马匹，都擅长骑射。其逻辑思维更接近游牧民族。
换言之，他们是以马匹为核心，认为骑兵才是成功的资本。对土地并无执念。认为脚下的土地，富庶的城市，没那么重要。
而朱元璋是庄稼人，祖上的几辈人，都是勤勤恳恳的农民。
真正的庄稼人起义，是怎么样的呢？
可以参考元末的濠州城防御战。
元军将濠州城围得水泄不通，守军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但自始至终没想过跑路。
这才是真正庄稼人起义军的韧性，对安土重迁有着强烈执念。
所以稍遇挫折，李自成就想跑，计划去到江南搜刮马匹和粮食，恢复实力。
张献忠亦是如此。
之前的十几年，他们这样玩，没问题。
但现在对手不同了，八旗军的战斗力可远强于长期欠薪的明军。他们再这么玩，注定死路一条。
1646年初，多尔衮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，会同衍禧郡王罗洛宏、贝勒尼堪等部进军四川。
清军入川前，多尔衮按流程给张献忠送去了一道招降书。
估计是觉得天下大势已定，不需要做样子了，多尔衮在招降书中措辞严厉，威胁张献忠尽早投降，否则将踏平成都。
张献忠吃软不吃硬。多尔衮若是好好跟他说，他倒真有可能考虑投降。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投降了。
但现在多尔衮出言威胁，他就绝无投降的可能。
同年四月，见张献忠没反应，豪格率军攻击汉中。
五月，得知清军南下，四川各地的南明诸部相约同时进兵。
五月底，鳌拜率清军先锋部队进驻汉中后，继而挥兵南下。
六月初，南明总兵曾英、参将王祥率军逼近成都附近。
腹背受敌，张献忠决定向北突围，逃向陕西老家。
突围之前，张献忠在成都宴请孙可望等大西军将领，并在宴会上，当众杀掉了自己的几个老婆和一个幼子。
面对这一幕，孙可望等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张献忠心里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
见大家一脸茫然，张献忠很严肃的说道：我把亲儿子杀了，你们这些干儿子就是我张献忠的正统继承人。大明延续三百年，天意不绝。如果我哪天死了，你们就投奔大明，延续火种。
张献忠的这套冠冕堂皇之词，孙可望等人自然是不信的。
外有强敌，内部又是人心涣散。张献忠随时都有可能被自己人干掉。
他杀亲儿子，倚重干儿子，说到底，就是用亲儿子的命，换几个干儿子的忠心，保证自己的安全。
九月初，张献忠正式放弃成都，率孙可望、李定国、 刘文秀、艾能奇四部，总计四十万人，走水路向北逃遁。
但大西军离开成都没多远，便遭遇南明军截击，死者数万人。
张献忠从成都搜刮的无数金银珠宝，在战斗中沉入岷江江口。
2017年，考古人员在当年的战场总计打捞出4.2万余件国宝。
此前，南明、清政府、民国的四川军阀，都曾组织官方打捞。民间打捞次数更是无法统计。导致大量文物流失。
这其中被追回，价值最高的文物是张献忠自封“永昌大元帅”时，命人铸造的“虎钮永昌大元帅印”。
张献忠吃了大亏，又开始作妖。
他认为此战失利，是因为随军的家眷影响了部队战斗力。
于是，张献忠下令屠杀家眷。
这么一搞，又有数万人被杀。大西军内部更加混乱，很多士兵向北逃遁，投降清军。
到了十一月，叛降清军的大西军将领向豪格详细陈说了张献忠的兵力现状。
豪格闻之大喜，遂命令鳌拜率部先行出发，然后直率主力跟进，寻找张献忠决战。
十一月二十七日晨，清军侦查人员在西充县凤凰山发现大西军主力踪迹。
随即，清军发动突袭，张献忠临机应战。
战斗中，张献忠“身衣蟒半臂，腰插三矢，引牙将临河视之。”
这身打扮明显太招摇了。
一名叫刘进忠的大西军降将为清将指点说：“此张献忠也。”
豪格发箭射之，张献忠中箭而死。
张献忠死后，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等率大西军余部转战西南，与永历政权合流，发动了第三次抗清的高潮。
相比之下，孙可望明显更擅长根据地的建设。
因而尽管永历-大西政权的处境远不如1644年的李自成、张献忠。但表现出来的韧性却要好的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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